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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第六，实用主义法治观在我国得以盛行还与另外两个因素密切相关：其一，我国是具有长期人治传统的社会，实用主义与人治的惯性有一定的契合性。
[6]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人民陪审员人选的群众基础，这就导致人民陪审员成份的多样性，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方法及思维方式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职业法官惯性思维所产生的不足，从而更有可能做出明智而正确的裁决。这些做法无疑是在解决非专业的陪审员与法律之间的对接问题。
在法庭评议时，审判长必须整理案件争点及相关的证据概要，作成通熟易懂的合议记录。[12]在日本，地方法院审理可能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或监禁刑的案件时法庭一般由6名裁判员和3名法官组成，若对事实和法律程序与解释均无争议，也可由4名裁判员与1名法官组成。评议一般由陪审团团长主持，秘密进行。所以，为了说服陪审团，控辩双方必须向法庭提供各种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材料,以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指出宣判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刑法依据。
首先解决案件的主要问题，其次就加重情节再逐项解决。在分析两案的基础上，作者主张：与其让简单法条主义的消极司法因为民意的不满与批判而最终被迫屈服，还不如赋予民众以法律上的理性表达权及其法定行使方式，使民意在程序理性和有序参与的导引下得以合理地释放，实现从民意在司法系统外部发起对司法的 攻击到司法吸收民众参与到体制内部进行良性互动的根本转变。这正是改革期间中国正义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其中关键是警察部门确实有可能过分专断（譬如，可见于其相当广泛依赖刑讯逼供的现象——黄宗智，2010，尤见727-730）、滥用职权。中国的专业合作社法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代表的是不顾具体情况来援用舶来的形式主义法律以及形式主义经济学理论／意识形态。这样的一个政体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党国，也可以称为国党（见汪晖，2014：72，77），和西方一般话语中的政党迥然不同。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地来借助实质理性传统及其思维方式，结合行政与司法来更好地回应亿万小农真正的需要。
此外，西方基本没有像中国（古今）那样庞大的，存在于社会的非正规体系——韦伯在其论述中因此并没有考虑此点。它被认作是一个维护权利（人权）的独立体，是超然于行政之上的准绳。
其中的关键是法律重形式和条文多于实质。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州所采纳的所谓三振出局法律（three strikes law）也是法律过分形式化的一个实例。一个例子是，国家公安部门除了在执法之外，还承担了规模庞大的、在西方一般隶属于司法单位和法院的施法功能，特别是其所谓的公安调解，由警察通过行政调处来解决纠纷。韦伯的不足在于基本只把其他文明的历史当作他的总叙述的对立面，作为其陪衬，借以突出西方法律／文明的普适性和优越性。
（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15b：87-89）而西方后来在帝国主义时期的唯我独尊气势，包括韦伯在内，其实是失之片面的。共产党是根据广大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而行使超政府、超党派，乃至于超法律的统治权力。各级法院同样可以援用（可以称作）半正式、半法律的行政条例、规定、补充规定、通知等。（当代法律则不允许首服，国家必须介入。
） 在道德理念之外，自首制度显然也包含一定程度的行政手段性质。民、刑事两大系统仍然相互交搭、互动。
虽然如此，韦伯的比较法分析框架如今在西方学术界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几乎是所有相关学术研究的主导框架或对话对象。在近现代的运输、通讯条件下，美国农业可以基本无视村庄／社区来组织农业合作社。
这也是行政与法律紧密结合的一个实例。宪法讨论的主要是国家的组织和机构，并没有仔细、具体说明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黄宗智，2014b，《明清以来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增订版（第1卷：《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86［2000，2004，2009］，北京：中华书局。另一则是批评其没有能够确立法律的独立性，允许具有特殊性的道德价值以及统治者的意愿介入法律。至于少年与儿童的改造、感化、教养、习艺等，公安部门确实可以比法院系统更灵活、实用和低成本地处理犯法的未成年人。它代表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念，被设定为是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的实体。
（详细论析见黄宗智，2014a第3卷：第4章）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地把行政和法院结合于施法的实例。实质主义不要求设定普适的真理，不要求把法理通过逻辑化来达到普适化，不要求把法律原则抽离具体事实情况而被适用于所有可能的事实情况，而是一贯强调要连接法理与事实情况、理论与实践、普适与特殊。
这样，人社部的行政部门其实直接参与了劳动法司法过程，成为其一个关键的步骤。同时，这也是一个更强调伴随社会实际和变迁而更改成文法律的法理观，因此也是一个能够宽容、平等对待不同传统与不同法理的思路。
第2卷：《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2003［2007］，上海书店出版社。同时，更有首服制度，允许犯罪人与受害人直接了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 此外，宪法并没有对共产党的特殊性质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并没有更明确地区分共产党的性质与其他的民主党派的不同，也没有具体说明共产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更是一贯要求寓抽象法理于具体事实情况，明确认为法律原理不是固定、永恒、抽象、普适的，而是一个不断连接与适应变动中的实际情况的演变体，在这一点上也与韦伯型的形式化法律迥然不同。李树忠， 2015，《迈向实质法治——历史进程中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载《当代法学》第1期，第3—13页。在实际的判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狭义的）成文法律的援用，也能看到对国家政策以及行政部门的条例等的援用。
康德这个三层面（道德价值、实践理性，以及实际行动）的思想，和中华法系结合儒家道德观与法家的形式化、规范化逻辑，并辅之以在实际运作中的实用性考虑，其实是隐隐相互呼应的。另一种解决方案则是由中央简单下行政命令，由其说了算，这可以视作为西方相当广泛地把中国政法体制想象为绝对威权性的极权体制（totalitarian）的方案。
正如景风华的博士论文说明，有清一代关于儿童的法律基本是从矝弱与恤幼的道德理念出发的，允许未成年的犯罪人可以上请收赎和免死。在实际运作中，和上述的传统和话语同样，形成了政与法之不可截然分开，造成概念和制度上的政与法的并存与相互作用。
蒋正阳，2014，《清代与现代自首制度的比较研究——对法律现代主义的几点反思》，载黄宗智、尤陈俊（编）：《历史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法史与法律》，北京：法律出版社，第265—290页。民事和刑事两大系统仍然相互交搭、互动。
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这句话总结了改革以来的重要变革。譬如，国家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了与西方学者、西方概念框架沟通，有学者把党章和党的基本运作规则比拟于西方（特别是不列颠传统中）的不成文宪法，认为其相当于西方意义的宪法，或基本法中的更为基本的、未经明言的不成文宪法。其结果是，把国家财政的重担转嫁于不能采用如此手段的社会中等和中下等阶层。
虽然，也可以与其分开来讨论。相比而言，国家宪法中的序言明显只是党章的这部分内容的简要总结。
人民共和国期间，中国农业已经经历了走集体化计划经济极端的错误，如今则同样极端地试图走上完全相反的资本主义企业化农业道路，亟须重新从头规划。未来也许可以考虑补之以法院监督来维护当事人申诉权利的法律系统。
如今，也许是因为在人民共和国时期，调解与调处两词原有的比较清楚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此词已经基本被淘汰，纳入不同性质的调解下，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党的纪律规则（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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